400 808 0006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性工程，版权作为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是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文化繁荣的关键力量。深入研究中国版权历史发展脉络，系统总结我国版权制度发展规律，有助于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传承中国版权文化，讲好中国版权故事，推动中国版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宝林
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贡献版权力量，新华网“学术中国”联合《中国版权》杂志编辑部特别策划，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宝林进行书面专访，期冀为业界提供更多启发与思考，为建设版权强国、文化强国贡献智慧与力量。
新华网：孙委员您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至关重要，请问您是如何看待的？中国版权的文化自信又当如何理解？
孙宝林：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非常重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句话深刻指出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揭示了文化自信对国家、民族发展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
坚定文化自信，是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精彩华章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和重要会议上强调文化自信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举办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提到文化自信，“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2024年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为新时代版权文化工作作出了科学指引。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凝聚起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气魄，在新时代新征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所以，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
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的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版权的文化自信也来源于文化的主体性，根植于党的坚强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版权事业实现突破性进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推动我国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版权制度体系日益完备，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为基础的完善的版权法律制度，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第二，版权作品极大丰富，版权转化运用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第三，版权保护日趋严格，我国建立了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行的双轨制保护体系，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保障。第四，版权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版权产业快速发展，版权规模迅速扩张，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点。比如，2024年底国家版权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9.38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7.44%。版权产业逐渐成为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力量。
此外，人民群众版权意识显著提高，版权国际交流成果显著，中国近年来深度参与了全球版权规则的制定与落实，逐渐由跟随者、并跑者成为领跑者。上述这些，都是实践层面的中国版权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也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中，版权发挥新担当、新作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同时，在认识层面，我们更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的自觉主动，在版权领域回溯历史，追寻古人智慧，启迪当下思考。版权源于中国，成于世界；版权是文化的内核、创意的化身；版权是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通过对版权文化的发掘和培育，着力推动构建版权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版权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砖添瓦。
新华网：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的主体性，版权领域也要坚定文化自信和增强历史主动，您曾提出“版权源于中国，成于世界”，请您再谈一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孙宝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历代先贤创造了数不尽的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这不仅极大坚定和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更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彰显和作用发挥奠定了深厚底蕴。
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创造、传播的重要阵地，版权领域尤其要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的自觉主动，其根本依托就是版权文化主体性。在长期研究、思考基础上，我提出了“版权源于中国，成于世界”的观点，至少从目前历史文献来看，我国南宋出版人程舍人刻印的《东都事略》，在目录后附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出版版权声明，足以说明，至迟在宋代，中国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意识和举措，这比西方早了几百年。
回顾历史，以大历史观审视我国版权起源与发展轨迹，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地，中国有着千年的版权史。随着印刷术的西传，西方国家经过技术传播和科技革命，极大促进了图书印刷业的繁荣，进而推动西方版权观念的萌芽，也为现代版权立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保护文化创意、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法律，这就是我归纳提出的观点——“版权源于中国，成于世界”。
新华网：谢谢您的回顾和介绍，让我们更加明晰了“版权是技术之子”这句话的含义。版权的发展始终与技术相关，今天我们迎来了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与运用，版权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您认为，当前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最迫切的版权问题是什么，应如何推进解决？
孙宝林：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当下，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带来了诸多利好，也伴随着一系列风险，这其中涉及的版权问题尤为重要。近几年，我带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版权中心）有关部门征集多项“人工智能”相关课题，并多次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
谈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版权问题，最迫切的问题是数据确权。人工智能具有工具属性，是一种超级工具，超级工具所使用的底层要素依赖于三大基石：算法、数据和算力。其中，数据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前提和基础。按照作品权利属性角度来讲，数据是作品拆解后最基础、最根本的具有版权的最小颗粒度，数据确权确定了作品最基础的权益并使原创作品受到保护。按照现行《著作权法》，对数据集（汇编作品性质）进行确权是前端操作，把数据确权的前端权益明晰后，可为后续流转使用奠定一定基础，即如何能通过版权授权使交易合规，合法使用作品进而实现利益互惠共享。
版权工作与人工智能技术息息相关，特别是大模型、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深度应用、相互融合，版权保护与服务应当融入到大模型及其相关产品设计开发和推广的全流程，确保版权在其中发挥最大作用，为新兴产业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有效保障。尽管版权串联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版权保护的核心是始终坚持为人的创造创新服务，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应深入思考如何通过版权保护与服务，实现数字创意合理合规地使用，同时也保障传播平台获得合法合规的利益，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为社会营造尊重原创、尊重劳动、尊重版权的良好氛围。这也正是文化沁润人心、陶冶情操、助力成长的初衷所在。
新华网：近两年，版权中心开展了许多关于版权文化研究以及版权宣传普及的活动，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些活动的价值？
孙宝林：版权是文化的内核、创意的化身，是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因此开展版权文化研究、版权宣传普及工作十分必要，意义重大。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拥有版权的创作者。我们通常提到专利、商标以及版权，专利对大多数人而言相对陌生，商标一般是机构或企业所有，而版权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近两年，版权中心大力推动版权文化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先后多次召开版权文化学术研讨会，持续开展版权课题征集，组织版权文化培训班，与高校共建具有版权特色的出版学院，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版权学术话语体系，着力阐释和促进“版权文化”理论与实践发展走深走实。与此同时，为贯彻落实《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关于“加强版权普及教育，深入推动版权宣传进校园、进园区、进企业”的部署，版权中心指导开展了版权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品牌活动，全面加强版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工作，共同营造尊重创作、保护版权、激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令人欣喜的是，在上述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大众的版权意识有了极大提升，连现在的中小学生都以使用正版为荣，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版权事业的未来，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开展版权文化研究和宣传普及的信心。这里，我也要特别介绍的是，版权中心现已正式搬入位于北京丰台科技园的新址，我们将在新址八层艺术空间建设中国版权历史文化展厅，这也将成为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版权文化，深入开展版权宣传，加强版权教育的新平台。
新华网：我们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版权发展报告（2024）》近期由版权中心编著并出版，是国内首部互联网版权报告。在您看来，报告对互联网行业有哪些启示意义？
孙宝林：您提了一个关键词“首部”，它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厘清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互联网版权与网络版权的区别和联系。我们说网络版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网络版权包含了互联网版权。互联网的交互性也导致了互联网版权问题更为复杂。为此，如何树立互联网思维，在实践探索中积极寻找互联网版权发展和保护的新路径，助力构建互联网版权保护新格局，是需要持续发力的重要领域。
基于此，版权中心联合中文在线公司共同编著了《中国互联网版权发展报告（2024）》，该报告共分为总报告、行业篇、市场篇、技术篇、专题篇五个部分，邀请30余位业内专家参与研究，全景展现互联网版权产业规模、发展要素、典型案例、保护对策，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聚焦互联网版权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拓以互联网版权作为主体内容的研究视野和范畴，用版权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学界呈现互联网版权最新研究成果，助力构建互联网版权保护新格局，为互联网版权保护与治理提供思路借鉴与智力支撑，赋能国家版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亦是我们编纂本书的初衷所在。
新华网：2024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版权经纪人”新职业，将其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版权经纪人新职业的发布具有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宝林：我很欣喜地看到，版权经纪人作为新发布的19个新职业之一，正式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这可谓得来不易，众盼所归。这一职业的设立，不仅是版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成就，也体现了国家对版权经纪服务职业的认可。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不断加强文化交流与贸易合作，版权贸易活动日益蓬勃发展，便催生了版权经纪人这一职业，出现了大量从业者并规模化发展，包括版权交易、版权登记代理、版权贸易等相关人员等，他们长期耕耘在版权服务一线，经过专业训练，亟需有明确的社会身份认可，“版权经纪人”新职业的发布，不仅回应了广大从业者的职业期待，更为版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以“版权经纪人”新职业发布为契机，积极开展编写版权专业培训教材，完善版权教育教学体系，深入探索职业技能多元评价机制，全面提高版权经纪人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更好地服务于版权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紧密结合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设立专门的版权相关专业、课程，以专业化、系统化的方式培养版权专业人才，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版权人才。
新华网：您认为新华网学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的上线意味着什么？下一步与新华网的业务交流合作中，版权中心将会有哪些探索和布局？
孙宝林：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学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上线正逢其时。学术中国积极联合各领域学术机构、出版单位及相关专家学者，致力于推动版权领域的高质量创新发展，助力优秀作品传播和作品价值实现，提升全社会版权保护意识，构建合作共享的生态体系。其中，版权作为重要内容始终贯穿其中，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版权中心作为国家级版权保护和服务机构，坚持以学术引领、技术支撑和服务赋能为己任，积极服务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繁荣发展大局，承担各类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版权登记职责，是我国唯一的计算机软件版权登记、版权质权登记机构，已累计完成版权登记超过2000余万件，其中计算机软件版权登记超过1600万件，作品版权登记超过400万件。版权中心开展版权鉴定、监测维权、版权文化研究、版权资产评估管理、版权领域标准制定宣贯和版权业务培训等多项专项服务，同时管理中华版权服务有限公司和中国版权杂志社有限公司等多家下属机构，主办《中国版权》《创意中国》杂志，是当之无愧的以版权保护和服务为职责与使命的国家队。
近年来，版权中心这支国家队奋发作为，深化版权学术研究，积极应用新技术，大力开展高层次专业化版权人才培养，不断布局新兴数字领域版权标准和规则设立，创新版权纠纷专业调解机制，推进版权保护和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成绩斐然。
我认为，版权中心与新华网学术中国平台的合作交流是强强联合，我们期待与新华网在学术研究、媒体宣传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走得更实、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共同努力探讨数字版权保护之道，共同为版权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新华网：您认为全社会该如何促进和保护原创作者进行知识创新和探索？
孙宝林：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知识密集型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原创作者的作品和权利非常重要。以南方某城市的某交易市场为例，其早年就因印花布花型面临大量抄袭、盗版现象而陷入恶性竞争，后随着当地版权工作站的入驻，版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对抄袭行为的严厉打击，原创作品大量涌现，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多样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带动了整个文化产业的繁荣。可见，版权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存在着天然、广泛和紧密的关联，源源不断地将创造创新转化为推动产业繁荣发展的动力。文化资源创新底层支撑是版权，版权中心探索形成的“三品五权”理论体系，为作品原创与版权保护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即围绕作品、产品、衍生品“三品”逻辑，搭建自动赋权、登记确权、交易授权、纠纷维权、规则护权“五权”理论框架，通过集成“三品五权”的理论体系可将版权作用高度凝练，链接优质文化产业资源，构建版权保护之盾，更好地助推原创作品的创新发展，积极发挥版权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和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新华网：最后，我们再次聚焦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这个访谈主题。下一步，版权中心将如何发力，助力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而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孙宝林：学术研究作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强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家级版权保护和服务机构，版权中心对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这个重大课题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将始终坚持“学术引领+技术支撑+服务赋能”的工作定位，致力于汇聚各界研究力量，夯实版权理论研究基础，打造版权学术研究高地，发现培养创新型人才，共建版权特色出版学院，努力发挥学术引领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版权自主知识体系和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版权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以实际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被采访人孙宝林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副编审，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